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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規模最大的澳大利亞官方代表團日前訪問中國，試圖拓展更大規模的經濟合作空間。

在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展現出“雙軌制”的特性：經濟上不斷尋求與中國擴大合作，政治上則似乎傾向于扮演美國遏制中國的“副警長”角色，尤其近來在南海動作頻頻，引發全球關注。

五大因素推動澳大利亞在南海表現活躍

不久前，澳大利亞軍隊首次派兵參與美菲聯合軍演，輿論普遍相信，軍演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另外，澳大利亞國防部此前還公開表態，透露出追隨美軍、派遣軍機和軍艦在南海巡航的傾向。我認為，澳大利亞在南海表現活躍，背后的原因大致有：

首先，自身經濟與安全的需要。澳大利亞有60%的海上貿易需通過南海航道，因此的確對南海有強烈的關切。與美國作為地理上純粹的“域外國家”不同，澳大利亞至少還可算是南海的毗鄰國家。

其次，配合美國大戰略。澳大利亞的基本國情是“大國寡民”，國土廣袤、人口稀少，其軍隊包括預備役僅有8萬人，國防主要依靠老大哥的保護——先是英國、后是美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還訂立了軍事同盟，至少在防務領域，澳大利亞是美國不折不扣的“小兄弟”。

第三，選舉政治作秀。澳大利亞每3年進行一次全國大選，選舉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制造議題、吸引眼球。在這點上，澳大利亞與美國相似。不過，相對來說，在澳大利亞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市場比較狹小。

第四，增加對華談判籌碼。澳中兩國雖然經貿關系密切，但貿易的依托度并不對等：澳大利亞此前的對華出口主要是礦產品，對中國而言可替代性很弱，需求剛性強勁;中國的對澳出口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澳洲來說可替代性很強，更多的后發國家如越南、泰國等都可以作為替補。諸如此類的不均衡直接影響到雙方經貿，導致中國對澳貿易長期逆差。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對澳產品的依存度大大降低，澳大利亞亟需尋找新的籌碼。

第五，大國情結推動。隨著澳大利亞近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強盛，其精英階層不再滿足于僅僅擔任南太平洋諸島國的領袖，大國情結急劇上升，不斷試圖在更大的地區和全球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在南海上的強硬姿態不同，澳大利亞也在一些方面展現了相對柔性的對華姿態：如美國第一次派軍艦到南海宣示“航行自由”后，澳大利亞并沒有中斷與中國的海軍聯合演練;再如其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同意中資企業租賃達爾文港，并堅稱這無損國家安全。

對華采取“胡狼外交”不如更好發揮平衡作用

在不久前公布的《國防白皮書》中，澳大利亞政府承認，隨著國力和軍事現代化的提升，中國將尋求在地區內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將擁有更大的能力承擔地區和國際安全的責任。《國防白皮書》認為，中美之間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爆發“大的沖突”的概率很低，但是針對東海、南海等一些分歧可能導致“摩擦”。《國防白皮書》認為，中美之間合作與競爭并存的關系，將是今后20年間影響澳大利亞防務安全的最大因素。

應該說，新版《國防白皮書》的基調，與2013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的另一白皮書《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類似。在2013年的白皮書中，澳大利亞明確表態歡迎中國的崛起。顯然，這樣的姿態展現了其政策中有別于美國的一面。

在澳大利亞看似矛盾的對華政策背后，閃耀著美國式“胡狼外交”的影子。所謂“胡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也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搭便車外交”，指的是十九世紀后半葉美國奉行的對華政策。為了追求以最小的代價獲得與歐洲列強一樣的利益，美國對中國從不挑頭打壓，而是跟著英、法等“獅子”后面“撿漏”，對于中美雙邊關系則強調對話、友誼，從不主動對抗。這一政策由林肯政府的國務卿西華德力推，成為其太平洋戰略的基石之一，取得巨大成果。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后，隨著美國國力提升，無法繼續藏在“獅子”背后，“胡狼”的角色才告終結。如今澳大利亞的南海角色定位，頗似“胡狼”，跟著美國這頭“獅子”后面，對于澳中雙邊關系則強調合作、友誼、互補。

“胡狼外交”的最大難點在于不能跟獅子跟得太緊，獅子倘或一個急轉身，揚長而去，“胡狼”就必須單獨直面對手，硬著頭皮收拾殘局。尤其是美國這樣的“獅子”，從來都是將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對小兄弟們“始亂終棄”的事情沒有少做。

其實，澳大利亞完全可以推行遠比“胡狼外交”主動積極的對華戰略，那就是利用自己在中美大博弈中的砝碼地位，推動中美在最為敏感的防務領域化解對抗、增進對話，發揮好平衡器的作用，這樣既能更好地為澳大利亞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加快澳大利亞邁向完全獨立自主大國的進程。(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