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種方法可以讓我們走進一個國家？
去旅行，或者去看別人的旅行風光照？去吃一頓異國風情的大餐？也許最經濟實惠并且最能提供想象空間的辦法，就是去閱讀屬于這個國家的文學。
今天，青閱讀邀您一起去一趟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擁有1萬多片海灘，即使你每天去一個全新的海灘，也得花費你27年多的時間。而我們可以通過文學更快速、更深度地抵達這里，文學可以告訴你這個國家所經歷的過去，能告訴你百姓在當下的生活里關心著什么，亦能給你關于未來的答案。
日前，第十屆“澳大利亞文學周”在中國舉行，四位澳大利亞知名作家來到中國，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西安、哈爾濱等地與讀者見面講述澳大利亞的故事。幸運的是，四位作家齊聚北京，分別接受了青閱讀記者的專訪。四位作家各有專長：歷史寫作、非虛構寫作、兒童文學及繪本的創作。很難用一個具體的詞來概括澳大利亞文學的特點，因為關于這塊大陸的秘密，都在字里行間。
Australian
托馬斯·肯尼利：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的結尾太蠢了
現年82歲的托馬斯·肯尼利是個和善的老頭兒，在北京的這幾天，他無時無刻不在與人聊天，從未覺得疲憊。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只有花白的胡子能透露他所經歷過的歲月。圓圓的肚子里仿佛裝滿了故事，他可以隨時給旁人講出很多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他聽來的故事，他創作的故事——當然和他有關的故事中最為人知曉的，一定是被斯皮爾伯格改編成電影，并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辛德勒的名單》。是的，這部電影的小說原著《辛德勒方舟》（后更名為《辛德勒的名單》）就是他寫的。
《辛德勒方舟》是托馬斯·肯尼利偶遇到的一個故事。1980年，他結束了意大利電影節之旅回到澳大利亞，因為要在洛杉磯轉機，他在洛杉磯閑逛了一陣，“我準備去買一個公文包，那家店的店主Leopold和我聊天，他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之后，說必須講一個故事給我。”這位店主告訴托馬斯·肯尼利，他本人是辛德勒救下來的幸存者，“他和我說了很多，他的講述很有力量。”那一刻，托馬斯·肯尼利便產生一種將它寫下來的沖動，“我看著他，我好奇為什么納粹想要殺他們，我想不通他們為什么想要殺掉這些人，就因為他們感到這些人對歐洲文明產生了威脅嗎？我覺得很難理解，所以我對這件事非常感興趣。”
這個納粹時期的故事對托馬斯·肯尼利還有特別的意義，這讓他想到自己的父親。“之所以對希特勒的政權很感興趣，是因為我爸爸是一個澳大利亞士兵。二戰期間他去了北非，在那一地區反抗納粹勢力。他會給我寄回一些戰利品和紀念品，這些從埃及帶回來的德國的物件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對這個政權有興趣。”托馬斯·肯尼利告訴記者。
這本書的創作并不輕松，“最開始我甚至是拒絕的，我和Leopold說，我寫不了這個，列出了我不是猶太人等等理由。但是后來我覺得也許可以做一些研究試一試。”他搜集了大量資料，然后對猶太文化萌生出很大興趣，“為這本書我還去了波蘭，當時波蘭還處在戒嚴時期，商店里沒有什么東西，人們說話的時候要竊竊私語，他們非常小心……”
談到斯皮爾伯格對小說的改編，托馬斯·肯尼利說，這是一部很棒的電影，電影的影響力確實遠大于小說，讓這個精彩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他并不喜歡結尾讓人流淚的那一段，“結尾的時候，當辛德勒痛哭流涕地說我如果賣掉這輛奔馳車，就可以多救幾個人……我覺得這個段落太蠢了，并不符合這個角色。他如果真的這么做，就是個笨蛋了。” 因為他和斯皮爾伯格對結尾的分歧，讓這部小說的電影改編推遲了十多年，“Leopold在中間做了很多溝通，他時不時地給斯皮爾伯格打電話，說： 奧斯卡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故事，你得拍這個反映了偉大的人性的故事，你拍那些毛茸茸的小動物的故事得不了奧斯卡獎。 ”這部電影最終獲得金像獎的時候，托馬斯·肯尼利和Leopold都很激動，“Leopold一直在重復著說我早就說了這是個好故事，我早就跟你說了，我早就跟你說了……”
在《辛德勒的名單》以后，他沒有停止寫作，他的創作從宗教主題的《三呼圣靈》到美國傳記《亞伯拉罕·林肯》都頗富歷史厚度。托馬斯·肯尼利告訴記者，他喜歡歷史，但也會對戰爭寫作有天然的興趣。“我覺得這和我父親曾經是一名士兵有關，作為作家，我相信戰爭更好地反映了人性。如果沒有戰爭，作者們就只能寫一些虛構的風流韻事。”他頓了一下，然后笑著說，“不過，愛情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啊。”
杰拉爾丁·布魯克斯：
從記者到作家，我變得更自由
長大以后要做記者，是杰拉爾丁·布魯克斯8歲時就決定的。在報社工作的父親帶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到單位參觀，報紙采編和印刷的流程讓她非常震驚：“我意識到在報社工作可以比所有人都更早地了解到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我感覺太刺激了，當時我就想要做記者，后來大學所學的一切專業都指向這個職業發展。”大學畢業后，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在澳大利亞做了三年記者，后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碩士畢業之后她先后為《華爾街日報》和一些澳大利亞媒體供稿。
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幾乎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駐外記者，更沒想過目的地是政局紛紜的中東和非洲。“那是我人生中最緊張最激烈的一段時間。” 她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報道是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以后，“庫爾德人在北伊拉克地區建立了庫爾德地區自治政府。那時，出于采訪需要，我必須要非法進入北伊拉克地區進行報道。所以我們就從敘利亞出發，沿著底格里斯河，最終到達伊拉克的北部，那是一段讓我很難忘記的旅行。”有機會接觸到新聞現場，便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杰拉爾丁·布魯克斯說，因為目擊讓她有機會獨立思考，而不是被他人的聲音左右，“我在中東做報道期間，我對很多問題感到好奇，譬如伊斯蘭國家婦女的問題。我很喜歡報道伊朗，因為我認為這個國家被人們誤解了，美國人對伊朗和伊朗人的印象并不客觀，我認為伊朗的文化和社會非常不同尋常。”她希望用自己的筆，更深入地報道伊朗，“讓美國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伊朗。”
她的非虛構寫作是現實和歷史并行的。新聞采訪是日常的部分，不超過3000字的篇幅時常讓她感覺并沒有把一個問題說透，漸漸地她想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紀實文學與歷史書寫的創作中，“對我來說，從記者向作家轉變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寫好一個故事，把情節發展下去，并且吸引讀者。”
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有了新聞調查和文學寫作這兩種能力就具備了創作的基本技能。當然要完成一本書，還需要有面對歷史的耐心。她的作品《奇跡之年》就是這樣誕生的——這個小說以真實的歷史故事為背景，講述了1665年英國村莊經歷的黑死病。在北京期間，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的講座上與讀者分享了這個故事創作的始末：起初她和先生一起在英格蘭鄉間登山，她的丈夫發現了這個村莊，在當地教堂他們看到了相關記載，“倫敦的鼠疫被傳染到這里，當地村民做了不尋常的決定，他們沒有選擇逃亡，而是全部留下來。作為記者我很想知道當時人們如果做出這樣的決定，又是如何在2000個鄰居相繼死去的時候活下來。我認為應該把它寫下來。”這部小說花費了她三年的時間，功夫不負有心人，小說出版后大獲成功。
也正是從這本基于歷史的紀實小說之后，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完成了自己記者和作家身份的轉變，她創作的《馬奇》獲得2006年普利策獎。論及記者與作家的區別，杰拉爾丁·布魯克斯認為，作家意味著更多自由，特別是她當了媽媽以后，“過去很多年，我的生活都被新聞占據，卡扎菲扔了個炸彈，我就必須要上飛機，所以當我有了孩子，繼續新聞工作太難了，有些人很成功地平衡了母親和記者兩個身份，而對我來說，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投入就做不好一個好記者。所以改寫小說變得容易很多，生活變得自由許多。”
這次來到中國，她見到了很多老朋友，很欣喜地看到北京有很多變化。談到對中國的了解，杰拉爾丁·布魯克斯說自己最近正在讀《三體》。“這本書棒極了，作者充滿想象力，同時又很擅長描述科學原理，他讓物理變得如此鮮活。” 此次的中國之行，她也并未忘記自己做記者的老本行，“我希望自己可以了解更多年輕的中國作者，看看這個社會發生了什么樣的改變。”
Writers Week
布朗溫·班克羅夫特：
大自然是最好的藝術老師
布朗溫·班克羅夫特剛一打開酒店的房門，一份特別的禮物就讓她激動得跳起來——由她繪圖的繪本《下大雨了》中文版放在她房間最明顯的位置迎接她。“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太開心了。”她眉飛色舞地說，耳環上的極富民族特色的彩色羽毛飄來蕩去。
布朗溫·班克羅夫特出生于澳大利亞的一個土著村落，村子里只有不到3000人，從小她就和大自然親密無間，“小時候我們常常去叢林里游泳、散步，那里人煙稀少，自然是你最好的朋友。”長大后她從事設計工作，用線條描繪屬于澳大利亞的人文風情，筆觸間滿滿都是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我從小就很喜歡畫大自然，澳大利亞的自然環境太美了，它啟發我的所有創作。”
地理環境是我們看到的世界的樣子，同時它也會無聲地形塑著我們表達的方式。對于大部分中國讀者來說，每到夏天，暴雨往往也會給心頭帶來烏云；情況在澳大利亞會有不同，這本薄薄的繪本《下大雨了》講述了澳大利亞沙漠地區的小朋友們大大的期待——年邁的史蒂夫叔叔和孩子們生活在沙漠，在旱季他們迫切期待一場降雨，孩子們不停地問爺爺，下雨了嗎？下雨了嗎？爺爺總是回答說，再等等，再等等……直到大雨傾盆而至，所有的孩子們都手舞足蹈地歡呼，非常開心地沖到雨中。
“過去30年，我創作了40多本兒童繪本，我喜歡選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通過圖畫來和讀者分享這些屬于澳大利亞的故事。” 除了用畫筆記錄自然，布朗溫·班克羅夫特會在繪畫中傾注她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大自然是最美麗的事物，我也在用作品表達我對自然的態度——我覺得我們應該保護自然，要小心地、聰明地適應并且保護這顆星球，因為我們這代人會死去，我們還有后代要繼續生活在這里，小朋友也要從小知道愛護地球的意義。”
創作繪本之余，布朗溫·班克羅夫特還會參與到各種各樣給孩子的藝術項目中，她到兒童教育機構給孩子們講繪本，教小朋友畫畫，她的兒子也開創了一個專門為原住民開設的教育機構，“他讓我錄了很多視頻，向孩子們展示如何畫畫。”一提到繪畫，布朗溫·班克羅夫特就會笑得很舒展，因為這是讓她的靈魂自由生長的地方，“對我來說，繪畫就像氧氣一樣。我讓孩子們很自由地畫，想畫什么畫什么，我的角色就是告訴家長，讓孩子們弄臟自己的衣服吧！因為我們會花費整個一生來創造，所以在孩子們的幼年階段保護他們的創造力很重要。我也會教一些大人畫畫，有的人可能50年沒有碰過畫筆了，他們上一次畫畫可能是六七歲時的事情，所以他們長大以后也沒有從事任何創造性的工作，好可惜。”
藝術的天性需要從小啟發，用色彩表達自己是一種方式，讀繪本也是一種方法。在布朗溫·班克羅夫特看來，繪本不僅是孩子的專屬，還應該是成年人與孩子的藝術之橋。“我覺得所有成年人都應該給孩子讀繪本，第一，你可以通過讀繪本和你的孩子建立聯系。第二，當你給孩子讀兒童繪本的時候，你可以結合你的個人經歷給孩子講故事，分享一些看法和觀點。在我的孩子還小的時候，我會給孩子念我創作的繪本，有時候還會在故事的基礎上講點別的，這就好像是我和孩子的一段共同旅程。” 布朗溫·班克羅夫特鼓勵讀者在讀繪本的時候更多地去尋找圖片里的秘密，“那些繽紛的圖片中有很多細節，教孩子閱讀和看圖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但歸根到底是一件快樂的事。”
in China
約翰·馬斯登：
讓孩子們擁有直面現實的力量
一個父親會給自己的六個兒子講什么晚安故事？一個青少年小說家會給全世界的小讀者講什么故事？這些問題約翰·馬斯登給了我們答案。
花白的頭發，熨帖的襯衫，微微鼓起來的肚腩，戴在無名指的戒指，翻毛皮鞋——這讓約翰·馬斯登看上去很穩重，與他最廣為人知的“青春冒險系列小說” 《明日戰爭》里營造的戰斗青年的形象完全不同。《明日戰爭》系列故事已在中國出版多年，中國青少年讀者應該對這個故事并不陌生，約翰·馬斯登講述了7名高中生到一個偏遠的小鎮遠足露營，回到家時發現澳大利亞已經遭受武裝入侵，他們不得不拿起武器展開反擊。這群年輕人直面戰爭，在勝利和失敗的交錯中增長了勇氣，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長。
盡管這個系列的故事漂洋過海，讓約翰·馬斯登的名字被全世界所知并讓他獲得“澳大利亞青少年暢銷小說創作之王”的美稱，但約翰·馬斯登覺得自己早年寫的這個系列故事并不算是很成熟，他并不是特別喜歡別人把“青少年冒險小說”的標簽扣在他身上，“我認為那種打怪升級、把壞人抓起來的想法是很幼稚的，那些真正有力量的故事應該來自人們對精神力量的發現。”約翰·馬斯登有六個兒子，給自己的孩子講故事的時候，他會更多地告訴孩子們如何找到精神的力量。“我會給我的孩子們講一些自己編的故事，但是也會從希臘和羅馬寓言故事中找到一些靈感，我希望孩子們能夠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和幻想小說中打怪戰斗的超級英雄有什么不同呢？這要從約翰·馬斯登寫過的幾本沒有被翻譯成中文的純文學小說說起了。“這些作品中沒有爆炸、沒有災難，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他們不斷應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竭盡全力尋求人生的意義，試著讓自己的的生活變得更好，不斷讓自己的內心世界平和的同時，也可以幫助周圍的人。對我來說，真正的英雄就是這些人。我喜歡探索這樣的人的內心世界。” 約翰·馬斯登告訴青閱讀記者。
接受采訪時，約翰·馬斯登更像是一個嚴肅文學作家，他把文學看成一件莊嚴的事情，是一件離商業社會很遠的事情。《明日戰爭》系列剛剛出版造成轟動時，曾有63家電影公司找到他，爭相要買下電影版權。他拒絕了那些揮著鈔票的制作方，“我看不慣電影公司覺得他們很有錢，好像什么都可以買下來的樣子。”多年后，又有一個電影制作方找到他，“他沒說能給我多少錢，而是說看中了我的故事，我才同意讓他們拍攝這部電影。”電影在澳大利亞公映那天，約翰·馬斯登到現場去了，當他看到自己的讀者熱淚盈眶的時候，自己也有點動容。
當然，這部轟動澳大利亞的青少年冒險小說也有批評的聲音，故事中不乏戰爭的場面，雖然并不是宣揚暴力，但這也引發不少澳大利亞家長的擔憂。約翰·馬斯登覺得，讓孩子們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并不是壞事。“日本導演黑澤明在12歲的時候目睹日本大地震，他哥哥帶他去街上走，看到很多尸體，但當晚黑澤明卻并沒有失眠。第二天早上，黑澤明問哥哥，為什么看到了駭人的一幕卻還能睡得很好。他的哥哥告訴他，那些你害怕直視的東西，才有能力傷害到你。所以，一旦你有能力直視那個東西，誠實地面對它，它就失去了傷害的能力。”約翰·馬斯登說，當他創作那些關于戰爭作品時候也在這樣想，“我竭盡全力地去展現關于戰爭的每一個角度，因為我相信，小說的力量就在于揭示真實的現實。”
